席卷整个欧洲大陆，掀翻了多国王权的法国大革命，使钟表行业进入了一个由蛹演化为蝶的变革和升华时期，这与这一行业在17世纪的经历既有相同之处，又不完全相同。每一次政治变革都会使钟表行业有或多或少的进步。如同每次的政治风潮的来临的时候，紧临法国的日内瓦总是首当其冲，最早受到波及，奢华钟表的销售一天不如一天。专为日内瓦供货的沃州格洛斯小镇的几位钟表匠人，干脆集体歇业，一时间蒸发的无影无踪。就连近在咫尺，日内瓦湖畔的热克斯和福熙尼等地的供应也中断了。

       招募熟练手工匠人的工作越来越困难，有经验的专业人员的匮乏使钟表制造机械化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最终用机械代替人工的日子必将到来，这只不过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儿罢了。日内瓦市内钟表匠人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政局动荡，经济形势岌岌可危。但一些人并不认为这里发生的一切，应该完全归罪于来自法国的大革命。如表壳匠伊萨克•考尔努奥就建议日内瓦的同行们：“放下架子，扔掉荒谬可笑的自尊自大，彻底废除蔑视他人的日内瓦钟表公会条款”。钟表公会的成员佩莱也表达了如下的意见：“我们都知道现在时局艰难，我们自己做的也不太聪明。我想问：为什么纳沙泰尔地区的钟表业发展的如此有声有色？而我们日内瓦人却像是被什么东西绑住了手脚？

       有人回答我：“因为他们懂得怎样制作质差价低的银表壳。那好，我们是不是也要这么干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今后我们每天只能挣几分钱，但这也比什么都没有强吧！真实是情况是，那些山里人不抽烟、不喝餐后咖啡、不换衣服、不去歌剧院、老老实实偱规蹈矩、工作起来老婆孩子齐上阵，一天工作十二小时以上，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日内瓦钟表公会的成员们为自己保留了钟表业全套生产流程中最核心、最精密当然也是最有利可图的部分，那些自由匠人们和相对受人尊重的独立匠人们完全被排除在外。公会成员们虽然获得了利益，但远远没有预见到他们自己的自私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其中之一就是，纳沙泰尔的钟表制品的售价大大低于日内瓦的产品。这一现象从达尼埃尔•让理查德在汝拉山区创建钟表业的初始时期，便已形成定例。为了彻底医治钟表业的顽症固疾，日内瓦人不得不洗心革面、改弦更张。1794年，波特拉，于贝尔和博雷尔三人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家瑞士“国立”毛坯机芯工厂，厂址选在“鸡鸣街”，大家一致同意厂长的人选：乔治•勒塞夫，他一干就是14年。乔治•勒塞夫以前本是一位机芯专家，同时拥有生产制表工具的丰富经验。

       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顽固保守的钟表公会采取了一切手段，阻挠其发展和壮大。但联邦政府财政部却公开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支持并愿意成为这一新生产业的利益伙伴。同年有另一家同类的机芯厂在维拉萨街建立，厂名：弗莱西尔与杜比亚机芯制造厂。两家新厂创立之初都取得了收益，但在随后的数年间被一家专门生产黄铜材质机芯的制造厂收购，最后落入一家钟表财团的手中。这时，日内瓦人觉得通过将大部分的制造工序交由机械完成，以这种全新的生产方式，已经可以和克鲁兹及汝拉地区的钟表业一争高下。但在这个城市，这种生产方式还是太昂贵了，而且习惯自由自在生活方式的钟表师傅们，也总是把个人的自由放在一切利益之上。尽管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无处不在，但钟表公会的势力依然强大，瑞士联邦议会又一次把自由贸易的权力交给了公会。“国立”或国有化的机芯生产制度并没有在日内瓦站住脚，几间新厂又一次的销声匿迹了。

       1804年，两个日内瓦人桑托斯和特罗又进行了一次新的尝试，一人担任厂长，一个作合伙人，双双携手又建立了一家机芯新厂。两人都曾在法国贝桑松市麦热万钟表厂长期从业，厂长麦热万本人其实也是日内瓦人。十一年前，在法国新政权的招募下，在那里设立了一间钟表工厂。新上台的法国国民政府在这个产业中，预见到了获取丰厚利益的前景，将一些钟表产业转移到法国领土之上，是法国新政府制定的国家政策。厂长麦热万手下的工人和钟表师傅，无一例外全部来自瑞士，这些人都是纳沙泰尔山区共和派信仰的政治流亡者。这些被当地人称为“外来户”的流亡者聚居在法瑞边境法方一侧的博波莱小镇，当地的法国人对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心怀怨恨，不断的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制造麻烦。 新来者几乎不能正常工作，一些不多的生产活动也主要依赖当地的钟表企业帮助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因为政府内部的权力倾轧、人事斗争，最后政府放弃了先前的政策，对钟表行业采取了“自生自灭”、放任自流的消极态度。轮到波拿巴•拿破伦当权的“帝国”时期，瑞士的日内瓦和汝拉山脉的伯尔尼地区，完全断绝了与法国钟表制业的来往，所有的合作均告终止。渺小脆弱的贝桑松制表业如同弃儿，再也无人照管，但两国的成品钟表贸易却进行的如火如荼。

       桑托斯和特罗最终取代了麦热万的地位，为了更大的经济利益，两人将机芯厂迁入了日内瓦市内。但由此产生的后果是毁灭性性，他们在城里一无所获，晚几年成立的汉伯尔与达理尔机芯公司的下场也一样悲惨。不仅传统的钟表师傅深感厌弃，连普通的日内瓦市民也不接受机械方式制造的机芯。坚持传统手工制表理念的钟表公会，对这种新方式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反对态度，反之，大企业家们、钟表商人、成表师傅和中间商却接受了这种方式。

       在1798年一份有关日内瓦制表业的报告中，我们可以读到反映当时真实情况的珍贵纪录：“在日内瓦市内看不到大型的钟表工厂，而这类工厂早已遍布汝拉山区的许多州府。在车间里，流水线上的工人们手递手的将同一只钟表传递下去，从机芯粗坯到一只成表。日内瓦市内的钟表制作要远远比这种方法复杂的多，绝不是这种简单的流程式制造，整个城市本身就是一间无所不包、要什么有什么的大作坊。日内瓦的钟表师傅们都是独立制表匠人，他们或多或少都是某一方面的艺术家。如果某一位匠人擅长一个特定部分的制作，那么必然有另一位师傅拿手其它的部分。

       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能胜任流水线式的工作，而是他们在机件和外部装饰的某一部分更能发挥自己的天赋和审美情趣。平心而论，可能日内瓦市的传统与氛围更适合个人天资的发展。”       在自己狭小的领地之内，日内瓦的钟表业也适时调整与外部各地的供求关系，外地机芯供货厂家的最后几道组装工序被要求取消。不久之后，又将主要的采购方向转向法国的萨瓦省，那里的产品价格低廉，质量也相对瑞士本土的热克斯和茹谷地区的产品更差。当然，日内瓦的匠人们也不排斥奥尔格和纳沙泰尔两地同行们提供的初级产品，特别是后一地的生产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规模。

       我们可以试举一例，1798～1815法国政权统治期间，仅在圣•伊米尔一地，贵金属检测机构平均每年为100,000只金•银材质的奢华钟表制品打印官方标记。19世纪初叶，成品钟表的销售情况大致如下，购买商更重视数量而不是质量，价格便宜的简单产品很容易找到买家，但对高质量钟表的要求却反而十分苛刻。买家甚至更热衷采购低价的假冒次货。

       鉴于这种不良风气大行其道，许多成表师傅们极感不满、纷纷离去，转往更大的中心城市，去实现自己的艺术梦想，其中有贝尔都、宝玑、伯特莱等人。如星星之火一般散居在瑞士全境的机芯匠人们，还没有做好心理和实施的准备，以迎接集约化、集中批量生产的新式工业浪潮。但这种意愿已经深入人心，从法国的贝桑松到瑞士的日内瓦，倡导呼之声不绝于耳。

       集中生产的设想虽然还仅仅停留在蓝图阶段，但具体实施日子似乎依稀可见，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也仿佛立马可待。深刻认识集中生产、统一采用机械流水线，将能取得极大利益的第一人并不是瑞士人，而是法国人弗雷德里克•加比，他是博古尔市一位铁匠的儿子。1770年，加比创立了一家机芯工厂，安装了一整套各式制表机器，这些设备由一位纳沙泰尔人让•雅克•让纳莱•格里兹负责调配改装。

        最初这条生产线被汝拉山区的钟表匠们所唾弃，日内瓦的匠人们更是不屑一顾，瑞士各地对此的反映出奇的一致，除了反对就是更加激烈的反对，人们用扔石头和其它的暴力手段迎接这种“破烂玩艺儿”。加比不为所动，坚持已见，继续自己中意的生产方式，差不多十年之后，他为自己的工厂引进了蒸气动力机。同时进入该厂的还有一座小型铸造车间和一台轧机，组成了一个从冶炼原料到成表的完整的生产体系。此举开创了日后成表生产的范例，每家大型表厂都有自己特殊原料的生产部门，从源头上保证了质量。

      加比工厂的机芯产量逐年攀升，1795年前后是40,000只，1805年超过180,000只，1813年300,000只。在波拿巴•拿波伦惨败于比利时的滑铁卢战场的同一年（1815），他的工厂被多国反法同盟联军彻底焚毁。

      加比将钟表生产业务转移到贝尔莱，战争结束后，他又返回博古尔市，还是在老朋友纳沙代尔人让•雅克•让纳莱•格里兹的协助下，在原厂址重建了一间更大、更现代化的工厂。他的客户遍及汝拉山区的每个角落，甚至日内瓦的表匠们也向他订货。这是一间最早创立、名符其实的“钟表制造工厂”，使用蒸气动力，不同工种的匠人们在同一座屋檐下，制造高质量的钟表零件，然后有序的进行组装。

      这一成功的范例很快被对岸的纳沙泰尔人所仿效，并在最短的时间内与法国人形成了势均力敌的竞争。1793年，本格海尔兄弟和汉伯特-德鲁兹开办了一家大型“钟表制造工厂”，地点在瓦尔•德•鲁兹山谷的封戴勒蒙镇，那里历史上一直有钟表制作的传统，

       当地也有大量的熟练工匠。创建之后不久，工厂已经拥有120名工匠，其中的一半仍在家里工作，既为工厂效力也接一些私活儿。此举顺应了制造业的最新潮流，在最近距离和最短时间内满足了当地客户的需要，自身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18世纪最后的25年中，有65位重要的钟表艺术家离开日内瓦，定居石灰窑，投身到这一地区原先并不被人看好的机芯制造业。（图/文 腕表之家 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