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达翡丽_日内瓦印记的历史——第二部分：百达翡丽成为救世主（1918年-1990年）|腕表之家触屏版

[腕表之家钟表文化] 上篇文章中我们提到，在成立之初的几十年，“日内瓦出产钟表自愿检查官方服务处”面临着（主要）只有少数独立制表师和非工业制表商提交检查钟表的困境。本篇文章，时间来到二十世纪，一家名为百达翡丽的公司确保了日内瓦印记的存续。

两战期间的困难

从怀表到腕表的转变，以及瑞士制表行业的卡特尔化，对日内瓦的制表业务产生了重大影响。日内瓦当地的许多小型制造商，在提交机芯获得印记后，又将其转售给瑞士其他地区（主要是比尔和拉绍德封）的整表制造商。

然而，这种做法在1920年代逐渐被禁止，之后腕表组装商只得从Ebauches SA获取供应。因此，除了少数制造商，如百达翡丽和江诗丹顿，当地的腕表机芯生产体系开始瓦解。在这种情况下，想要获得日内瓦印记的申请者数量急剧下降。

同样应该指出的是，服务处管理委员会对“日内瓦钟表”的定义奉行强硬政策。举例来说，1921年5月，管理委员会驳回了Le Petit Lancy空白机芯工厂的申请，理由是尽管这些机芯确实是在日内瓦州制造，但却并不符合涉及某类齿轮的规定。

百达翡丽Ref.1518不锈钢腕表

百达翡丽的救命角色

1930年代，百达翡丽成为检查服务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客户，以至于后者几乎成为前者的私有机构。该公司提交检查的腕表数量占比，从1924年前的不足5％上升到1925年的30.8％，1930年为34.1％，1932年为48％，1934年后超过80％，1940年至1945年甚至达到98.2％。事实上，百达翡丽是当时日内瓦为数不多的，不仅可以开发自主机芯，而且能够使其符合检查服务处技术要求的制造商之一。

另一家主要制造商江诗丹顿，则对检查服务处的工作贡献寥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1932年、1937年和1939年），江诗丹顿总共只提交了三枚腕表，这令管理委员会感到懊恼，因为委员会渴望扩大合作伙伴基础，并与日内瓦这两家主要制造商合作。1924年10月，委员会表达了对江诗丹顿缺乏兴趣的担忧：“我们完全理解江诗丹顿无需检查，只要仰仗自身声誉就足够，但为了日内瓦制表行业的利益，他们应该作出牺牲。”因此，委员会决定与公司董事会面，以“说服他们做出‘爱州’努力”，但最终无功而返。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5年至1990年间，产业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些能够达到并且希望遵守日内瓦印记选择标准的公司少之又少。百达翡丽机芯成为该机构的主要合作伙伴（1950年至1990年提交检查的腕表数量占比为67.3％），待到江诗丹顿退出，百达翡丽成为唯一的贡献者。1990年，百达翡丽是唯一一家与该机构合作的公司，提交检查的腕表数量占比高达98.6％。

百达翡丽与日内瓦印记之间的合作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最初，1950年至1970年，提交检查的腕表数量大幅增加，这表明业务增长，日内瓦印记成为卖点。1960年代中期，百达翡丽发起了一项广告活动，声称是唯一一家将所有机芯都提交服务处检查的制表商，因此也就配得上全球最优秀制表商的名号。